《时震》由六十三个章节组成。各个章节之间没有逻辑和因果关係，整个小说故事也没有完整性，小说因此几乎没有故事梗概。《时震》虚构了一个特殊背景，即“时震”，宇宙中的时空统一体因出现了自信危机，突然收缩而产生了“时震”，并决定要寻寻乐子调剂一下，将世界重新弹回到10年以前，具体从2001年2月13日退回到1991年2月17日，然后开始重播。不管愿意不愿意，每个人在一种“似曾经历过的错觉”主导下，完全一样地重複以前所做的一切——赛马时再押错赌注，再同不该结婚的人婚配，再次感染上淋病，生活困境在小说中进行一成不变的重複。直到2000年2月13日，“时震”嘎然而止，历史重新计数，人们受“震后麻木症”的困扰，世界出现一片前所未有的混乱。

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着后现代社会（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等）的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和信息产业正逐步消解人的主体性，人类以往的思考模式和表达方式正在被人性和社会的异化所颠覆，这时一种与众不同的崭新世界观——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始深入人们的意识，它要冲破现代主义所营造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从而使世界进入一个多元的、不确定的、另类的多维空间。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作家库特·冯内古特创作了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时震》作为其封笔之作，成为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小说的典型範例。

《时震》故事发生的特定时间是1991年2月17日至2001年2月13日。该小说中的“时震”事件，发生在整个宇宙，但作者的聚焦点设在纽约。

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他的另外一个自我）虽然不乏机智，但却是个半疯的怪人。他不断写小说，写好后扔进废物篓，或扔在垃圾场，或撕成碎片从公共汽车站的抽水马桶中冲下去。他的外表滑稽得令人忍俊不禁：“他穿的不是长裤，而是三层保暖内衣，外披为战时剩余物资的不分男女的大衣，衣下摆下面，裸露着小腿肚子。他穿的是凉鞋，而不是靴子，头上包的是印着红色气球和蓝色玩具熊的童毯改制的头巾，因此看上去更像女人，站在那里手舞足蹈地对着无盖的铁丝垃圾篓说话。

《时震》只提供了一个科幻小说模式的大背景。该小说中的很多叙述却与这一大背景无关，互相之间也不存在外部的或内在的联繫。《时震》是对科幻模式的延续与再一次突破：作者并不想在该小说中预言未来的科技成果与科学发明，而是直指人的本性，人的意识，乃至人的灵魂和对人类命运的忧患和关切。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是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大多数善良的人对人类自身的恣意妄为却毫无警觉。这种观点是令人震惊的。

冯内古特是一位敢于幽默乃至自我嘲弄的人。小说《时震》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作者与故事主人公刻意表现生存处境的荒唐可悲，他通过“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极度夸张，使之变得荒诞滑稽，一钱不值。作者表面上对周围世界不怀任何好感，也不抱任何幻想，但骨子里却还是希望“心智最纯”的灵魂出现。冯内古特的愤懑来源于对荒诞社会已经习以为常，但又无法改变现实状况，进而选择了“黑色幽默”。《时震》小说虽然充斥着荒诞的观点，但也曲折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重大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随着“上帝死了”之后，作家也跟着“死了”——作者作为叙述者的权威被消解，作品的社会认识功能、教育功能都被淡化。但与此同时，《时震》突出了读者的地位和在阅读文本中的价值。

作者并不讲清楚他要说明的问题，读者必须在阅读过程中积极地思考、体验、参与和介入，直到提炼出相对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也是对早已习惯了阅读现实主义文学读者的挑战。

在现实生活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种种严酷的社会问题和心灵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一代又一代具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的心灵焦灼，引得他们在纸上倾诉对人类命运的忧患和关切，拷问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冯内古特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跳出现实主义文学的藩篱，站在一定的距离以外，冷眼打量着这个无序的、碎片一样的世界，用自己的方式并通过虚构与想像，勾勒出严酷现实的形貌，或揶揄，或嘲讽，或幽默，或超然，一脸“事不关己”的坏笑。瀰漫于《时震》字里行间的愤懑正是无奈与玩世不恭态度的综合体，幽默与犀利语言的综合体。细细品读嵌入在文本深处的作家的意识之后，读者才猛然醒悟：他们在“冷”后蕴藏着对人类多幺深厚的炽热的爱。而一个人的“心智最纯”的意识“让我们称它为灵魂。”

《时震》可谓20世纪“生存问题”的百科全书，该作品充满着对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藉助先进的武器进行扩张、“露一手”、“逞能”、甚至在做着纳粹未竟事业的猛烈抨击；对20世纪代表性科技发明，如核子弹、电视、核能等的嘲讽；对人类生活状况，供大于求反而有人死于饥饿，贫富不均，堕胎，性乱及无能，婚姻问题，偷工减料等等的揭示；对人类精神未来，自尊的丧失，艺术和文学的堕落，电视对心智的破坏，畅销书的盛行的忧虑等等。虽然作者的批评，经常是手操利刃，毫不留情，但看似冷眼旁观的冷峻姿态中，实则依旧透露出作者的深切忧患和关怀意识，这种热忱掺杂在嬉笑怒骂之中，痛击读者的神经。

冯内古特将“人”这一自称最高级物种的生物，置于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来进行幽默与拷问的：丧失了理性、人的意识和灵魂的人类，还有没有未来？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自信危机的世界真的要像“时震”那样，寻寻乐子调剂一下，将世界重新弹回到10年以前。因为在冯内古特眼里，20世纪，甚至以后的世界，简直是一个被人类的种种愚行蹂躏得百孔千疮的废墟。人类如何才能在这废墟之上建起理想的家园，这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有正义感的、“心智最纯”的地球公民都应深思的大问题。冯内古特在一脸坏笑之下真诚地拷问着人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时震》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徵，令传统的阅读方式无法理解也无从下手，因为《时震》没有连贯的情节，没有时间的顺序，没有逻辑的关联，也没有开头和结尾。

1、反传统的侵入式和非线性叙述模式

《时震》的叙事策略一反常态，突破传统。冯内古特本人也是《时震之一》中的一个人物，在重播结束、自由意志重新闯入的六个月后，在2001年夏天离宫作家度假村的海滨野餐会上，扮演了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 作者迈进了该小说的世界，从文本外走向文本内。作者在该小说中出现意味着他在《时震》小说外的缺席，从而作者的权威被解构。《时震》小说的意义与写作等待着读者的参与。

该小说中的作者，既是叙述者又是人物，作者和叙事者密不可分，二者混淆了界限。同时，作者与特劳特有惊人的一致性：二人同为科幻小说家，长相相似，都在讲述故事，创作文本又有一致的写作风格，喜欢用反问句作为插入语独自称为一段。封内古特故意混淆有叙述功能的作者与作家特劳特的差异性，这恰恰破坏了这种文本的封闭性，也使得读者被迫以自己的想像力和分析能力颇费功夫地去判断到底谁在讲故事、谁在故事中作为人物出现、以及他们之间错综複杂的人物关係导致的叙述层次关係。

《时震》作品中，非线性叙述也打破了传统的连续性叙述模式。从时间上看，叙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顺序模式和因果关係。《时震》故事的讲述也呈现出碎片化的杂乱无章的意识流状态。读者需要时时刻刻都要积极地参与故事中，理顺头绪，整理碎片。这时的文本已经变成了“可写文本”。阅读不再是一种被动消极的接受，也绝不只是进行文本意义的複述和创作原意的追寻。

2、去中心、主体离心化

《时震》的故事情节缺乏结构的完整性，没有确定的中心线索，文本形式也呈现出一种散乱的无政府状态，这从根本上化解了读者对该小说中心思想的期待。《时震》故事地点，由纽约市中心挪到位于“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上的文学艺术院。该小说中的时间没有固定的中心，作者没有时间概念，没有过去和现在，也没有事情的先后顺序。这种无序的意识流，在后结构主义看来，正是解构西方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的极好方式。

该小说中“叮儿——铃。”作为特劳特最爱说的口头禅，在《时震》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它源自其父亲讲述的一个笑话：一个没来得及换衣服的逃犯藏在房子的木椽上。这时，警察赶到并发现了他从椽子空隙处悬垂下来的巨大“男性宝贝”，于是他问女主人，女主人说是中国寺庙的铃铛，警察用警棍使劲抽了两下。躲在上面的逃犯疼痛难忍叫了起来，“叮儿——铃，你这个狗杂种。”“叮儿——铃。”是拟声词。 作为能指，它表示的是敲击铃铛发出的声音。 在《时震》中读者发现“叮儿——铃。”具备多元的意义。

“在住宿营，特劳特旁边床位的一个叫花子祝他圣诞快乐。特劳特回答道：‘叮儿——铃。叮儿——铃。’你也许会认为，这是圣诞老人驾着雪橇从屋顶上走过的铃铛声。他的回答与节庆气氛相符，纯粹是巧合。任何人说些没内容的话，不管什幺季节，他都可能回答‘叮儿——铃。’根据手势体态不同、音调和社交场合不同，他的意思确实可能是‘也祝你圣诞快乐’。但这话就如夏威夷人说的‘阿罗哈’一样，也可以用于取代‘你好’或‘再见’。这位老科幻作家还可以使它的意思变成‘请’或‘谢谢’，或者‘是’或‘不是’，或者‘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或者‘给你脑子里塞满炸药，也不够把你炸飞’。”

能指（“叮儿——铃。”）成为漂浮的能指，所指的意义突然无限放大。“叮儿——铃。”的含义增值了，意义模糊化、游戏化、不确定化，语音中心被消解。这是严格意义的解构，换句话说，“所谓‘解构’， 就是把传统形上学和一切传统文化通过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而确定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加以粉碎， 以模糊化的符号游戏取代它。 ”“叮儿——铃。”提醒读者世界是荒谬的、无意义的和不可捉摸的。

3、二元对立的突破——真实性与虚构性

《时震》该作品中，突破了真实性与虚构性、现实与科幻的绝对对立。二者是很难泾渭分明地分开的。该小说中的作者时不时以第一人称的身份闯入故事中，让大家相信故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特劳特作为该小说中作者的“另一个”自我是明显虚构的。但是在《时震》小说中，读者看到了作者与虚构的科幻小说家特劳特一起聊天和交流，两个人在生活中保持着紧密的联繫，甚至还同时参加了作家度假村的野餐晚会。二者完全超越了真实与虚构的人物界限，荒诞的虚构世界与残酷的现实分分合合，融为一体，难以分辨。

《时震》中的虚构人物似乎也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蹤影，而真实的人物也走入了虚构的小说世界中来。该小说中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哲学家、画家、音乐家、哲学家、核物理学家、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和建筑师等等。他们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有些甚至还生活在现今世界。然而，他们走进了《时震》中，与故事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震》中有一个虚构的人物，叫艾利亚斯·潘布罗克，是个罗德岛的舰船设计师， 在南北战争期间曾任亚伯拉罕·林肯的海军助理秘书。在《时震》中，“他为铁甲战舰‘莫尼特’号动力系统的设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却把妻子朱莉叶弃之不顾。她爱上了一个打扮入时的浪蕩子——一个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演员。 ”

艾利亚斯·潘布罗克是虚构的， 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是历史上刺杀林肯的兇手。这些真实的人物与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混杂在一起：虚构的人物出现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中，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融入虚构的小说之内。同时，如越南战争、阿波罗十一号登月和二战等历史事件也写入了该小说，成为《时震》小说的一部分。

《时震》故事情节与历史事件的交错、相互渗透拉近了事实与虚构的距离，消解了二者的对立。“解构阅读和传统阅读的最大区别在于‘可读’和‘可写’。”读者一旦参与文本，就不自觉地进行现实与虚幻的识别、分析和阐释行为。作者消亡，读者诞生，文本变为“可写”文本。“后结构主义解构了作者对文本的控制与剥夺、消解了固定而确切的文本意义，从而使读者成了文本的合作人。”

“时震”（Timequake）一词，是由冯内古特自创的术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人类的精神和灵魂上的地震。人类在当下这个充斥着科技与物慾的世界里，已经逐渐丧失了理性，丧失了正确决策的能力，以至无法正确使用人的自由意志。

《时震》小说体现了“通俗化”的倾向，是融智慧与痛楚、机智与屈从于一体的“极具娱乐性”的代表作；打破了现实与历史的界限。《时震》虽然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徵，但它并不参与到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观的否定行列中，而恰恰是相反。

——吴红（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时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没有中心，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文本形式呈现一种散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文艺报

库特·冯内古特（又译：库特·冯内果，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国作家。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1940年考取康奈尔大学，主修化学。1944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志愿参军，远赴欧洲战场。1945年遭德军俘虏，被囚禁在德勒斯登战俘营。战后，冯内古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

库特·冯内古特

作品有：《猫的摇篮》、《第五号屠宰场》、《冠军早餐》、《上帝保佑你，罗瓦特先生》、《时震》、《兰鬍子》、《囚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