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俄罗斯天体物理学家尼古莱·斯捷潘·切尔内赫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发现了一个小行星，他把它命名为维克多·哈拉2664，以表示对其的敬佩。
较早时，那年9月11日，维克多·哈拉要在国家科技大学演唱宣言。萨尔瓦多·阿连德也要出席这个活动，但最后他没来。
这位创作歌手聆听了这位领导人在军事政变发生前通过广播发表的最后的演说。叛乱使得萨尔瓦多被逮捕并在一个叫做“艾斯达迪奥”的体育馆受到酷刑。这个地方后来成为圣地亚哥着名的艺术活动场所。
哈拉生于1932年，童年时期在南部听着妈妈阿曼达——以为纽夫莱农民的吉他声长大。他的父亲曼努埃尔是农场的租户。他们就是哈拉的最着名的歌曲之一——《我想你，阿曼达》的主角。
他的歌曲中记录了他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历程。这些歌曲后来被着名艺术家翻译成多种语言。他的演奏乐曲如《离开》，最初是由印地伊玛尼使用当地乐器演奏的，后来各国各代的音乐家将其用电子乐进行了诠释。
另外，维克多·哈拉还是着名的戏剧导演。他是流行音乐的创新者也指挥着吉拉帕云乐团。实验风格的唱片有《和平生活的权利》和《人》，唱片中他与不同派别的音乐人进行合作。

维克多哈拉1938年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附近安第斯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子。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大庄园主的佃户，维克多从小就体验过农民家庭的艰辛。维克多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血管里流淌着南部印第安部落马普切人(11)的不屈血液。她以顽强的劳动坚持供养孩子们上学。维克多懂得母亲的艰辛，从来是学校里最勤奋、最优秀的学生。母亲还是一个乡间歌手，会弹吉他，经常受邻人之邀，在婚丧嫁娶的礼仪上或收穫庄稼的季节里即兴演唱，小维克多不止一次伏在母亲的膝头上，听着喃喃的歌声朦胧进入梦乡。维克多·哈拉　　后来，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母亲像许多智利农民一样，怀着一线希望，带着5个孩子来到首都圣地亚哥谋生，全家挤在贫民区一间破烂小屋里。母亲不再唱歌了，在集市上卖小吃，给人洗衣服，像奴隶一样地拚命干活，仍然坚持供养孩子们念书。那时，维克多结交了一个富裕一点的年轻人，跟着他学弹吉他。一天，小伙子带着一张动听的民歌唱片到维克多家来放给他听，惊讶地发现这个卖小吃的女人在一旁被歌声感动得悄悄流泪。维克多15岁时，母亲由于劳累过度，猝死在小吃摊旁。母亲去世后，维克多成了流浪儿。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维克多接近了艺术。他一边在某家医院看大门，一边担当大学合唱队的业余队员，后来又在一个业余哑剧团演哑剧。1955年，他终于考上了智利大学戏剧学校，获得了在演员班学习3年的机会。学校里的大多数同学都是中上层子弟，谁也不了解维克多的过去，只知道他经常穷得饿肚子，除了领取一点微薄的助学金，还接受教会慈善机构的捐赠。但他是学校里最勤奋的学生。一次，为了在一出神话话剧中扮演一个熊的角色，他连续几天去动物园观察熊的动作。同学们见他黎明即起，深夜返回，便加以询问，才知他清晨步行去较远的动物园，然后步行去市中心的学校上课，下午课后再步行去动物园，因为他连一张公共汽车票都买不起。
在演员班的3年学习过程中，维克多利用每个假期去智利南部的纽布莱省农村与农民一起劳动，调查民情，向他们学习民歌——纽布莱是他母亲的故乡，也是智利有传统的民歌故乡。他和一个酷爱吉他弹唱的农村拖拉机手交上了朋友，每个假期跟他到二三十个小农场帮人收麦子。当然，收完了麦子照例要吃一顿好饭、喝酒、唱歌、聊天。3年里，他晒黑了皮肤，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学会了农民的语言，记录了许多真挚、朴素的民歌。在维克多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这种强烈的色彩，他从没有一刻从感情上背叛过养育自己长大的底层人民，也没有在实际生活中长期远离过他们。

维克多·哈拉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围绕阿连德到选举，智利的政治局势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面对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和勇气，维克多开始走进工厂，走向矿山、从火地岛的油田到北方的荒漠矿区，他勇敢地和人民站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歌喉。这种歌手生涯使维克多感到：“一个艺术家，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创造者，他就是一个和游击队员一样危险的人，因为他的沟通和传播能量是巨大的。”
1969年3月9日，智利内政部长派250名防暴警察飞到南部的蒙特港，强行驱赶91户占地盖房的流离失所的农民。警察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农民扫射，7名农民和一名9个月的婴儿死于血泊之中。这一事件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义愤。而对于维克多来说。这些无辜死去的农民、尤其是孩子，就像是他自己的亲人。他即刻创作了《蒙特港之问》，歌中对内政部长直呼其名，严正发问。4天之后，维克多在首都民众集会上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他紧绷着分开的两腿，热血在全身和吉他间流动，聚集着10万人的黑压压的市中心大道上，继静谧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人生中的庄严时刻永远铭刻在维克多的心中。
几个月之后，一所称做“乔治学院”的贵族学校邀请维克多去演唱。维克多深知迎接他的将是一种敌对情绪，但是维克多一向把生活当做挑战，同时也怀着与青年人达成某种沟通的善良愿望，于是他勇敢地应邀前往。当一些学生不顾维克多的友好姿态发出侮辱性挑衅时，愤怒的维克多乾脆唱起了锋芒毕露的《蒙特港之问》。对于歌声的回报是雨点般的石块。在进步师生的掩护下，维克多脱离了险境。后来他才知道，那场骚乱的指挥者就是他在歌中抨击的内政部长的小儿子。这时。维克多已清醒地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险路，但他没有退缩。在他的心中，那首题为《如果歌手沉默》的歌不仅是歌而且是誓言：“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将沉默，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不朽的歌……歌手你不能沉默，因为寂静使人胆怯，没有勇气驱恶斗邪，歌手从来就不懂得屈服，他绝不会面对罪行沉默无言……”
1969年末，在智利体育场举行了全国第一届智利新歌音乐节，包括维克多在内的12名选手参加了大赛。维克多以一贯的挑战者姿态创作了《向农夫的祈祷词》参赛，这是一首被新闻界称做“爆炸性”的歌曲。

音乐节实际上是智利第一次音乐对抗赛，听众中有大量劳动人民，他们拚命给维克多鼓掌，为有机会向自己的歌手表示谢意和支持感到无比兴奋。维克多在这次大赛中与另一位优秀歌手并列第一名。这次音乐节也明确了“智利新歌”的特徵：以本国人民喜闻乐见的音乐节奏为主要节奏，以印第安乐器和吉他等民间乐器为主要伴奏乐器。
这几个重大事件使维克多一下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敌对势力把他看成斗牛场上的红披风，他所担任艺术指导的街区文化馆馆长要求他辞职。同时，维克多对于他所担任的智利大学戏剧研究院院务委员会成员和导演职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毅然放弃了这两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和他钟爱的戏剧专业，决心全力以赴，发掘用音乐联络人民的最大可能性。维克多·哈拉　　1970年的第二届音乐节之际，智利大选已经临近。智利具有在政治运动中利用艺术形式的传统，这时，人们感到迫切需要为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创作一首歌曲。一首题为《我们必胜》的“人民团结阵线”之歌在集体构思下诞生了，歌曲参考了维克多的重要意见。1970年10月大选之日，人们听到了这首由80万人齐声发出的正义之歌“从祖国大熔炉的深处，传出了民众的呼声……我们必胜，我们必胜，一千条锁链将被打断，我们必将战胜苦难。”
1970年的至1973年“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期间，人民恢夏了神圣的地位。当一年一度的雨季来临、洪水泛滥时。圣地亚哥不再像过去是穷人流离失所的城市大学师生们纷纷走出校门，参加义务救灾，甚至把生病的孩子们接到舞蹈系的贵族式练功房里来照料。维克多夫妇曾在这期间把一个叫卢钦的一岁穷孩子接到家里来养病，后来这孩子被另一名教员正式收养。维克多为此作过一首歌，题目就叫《卢钦》。
维克多对这场创造性的尝试寄予了满腔热情，他曾写道：“我真想变成10个人来做10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尝试通过和平道路创立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全世界都在期待着我们。”维克多和大学师生们以积极、忘我的战斗姿态参加了支持“人民团结”政府的各种工作。人们清楚地记得，他与大学舞蹈班、演员班的学生一起从火车上卸下各种生活必需品，记得他站在高高的面袋堆上，接过年轻人扛来的面袋往上码，并用他惯有的幽默却乐观鼓励大家。维克多还参加过收玉米、下矿井的劳动。
但这是一场悲壮的斗争。人们越来越发现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艰难。阿连德本人在遭到暗杀威胁时都得不到警方的保护，只得依靠自己的同志作保镖，用自己的手枪保护家人的安全。但他在最后一刻都在坚持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国内危机。

维克多·哈拉

维克多一主的道路指向用艺术歌唱那些最底层的无名百姓。当人民成为历史的主人之后，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他在1971曾说：“我们应该把自己提高到人民的高度，而不要认为我们正在降低到人民的水平。我们的工作在于把属于人民的——他们的文化之根——归还给人民。”在阿连德时代，“帕拉兄妹之家”变成了整个居民区的文化之家。歌手们除了坚持演唱外，还组织本地区的居民学习创作歌曲，製作民间工艺。
维克多在这样的洪流中更是如鱼得水。1972年底，维克多和另一位艺术家导演了一场大型民众性文艺演出，庆祝智利诗人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聂鲁达是深受智利人民爱戴的诗人，他几乎是第一个公开呼吁人民接受西班牙内战历史教训，警惕军事政变的人。这是一场根据聂鲁达的生平和诗歌编排的特殊演出，参加演出者是民众推选出的优表，他们来自全国各行各业。他们在专业艺术家的带领下，用自己雄壮的嗓音一句句朗诵着聂鲁达的诗句。这样的庆祝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有一群忍无可忍的无地农民，在一条深沟里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自己的棚屋，历尽艰辛修起了水电设施，参加者还有一群妓女。后来警察强行驱赶他们，一个女婴死于警察的枪击。农民们从此用女孩的名字给自已的家园命名。他们对维克多说：“维克多，你到处找编歌的事儿，就把我们这里的经过写成歌吧！”维克多带着一把吉他和一个录音机在村子里住了几个星期，听村民们激动地讲述他们为得到一块居住的土地所付出的代价。维克多为这个坚强的贫民村创作了一首题为《村子》的组歌，帕拉的女儿伊莎贝尔也参加了演唱。维克多写进了妓女们的心情和感受。维克多用“人是一个创造者”称讚自学木匠活、电工活的农民，维克多还特意用圣歌的形式为被警察杀害的女孩谱写了一首用她的名字命名的歌。为了加强组歌的戏剧效果，维克多在背景音乐里融进了印第安音乐、妇女的诉说、儿童的朗诵、村子里的鸡鸣和狗吠。
《村子》刚一发表，智利南部朗基尔地区全国最大的农民联合会派了几个代表来找维克多。他们认定维克多是自己的艺术家，委託他为这个经历了大屠杀后顽强存活下来的农民组织谱写一部历史。1972年11月，维克多跟随这些农民到了他们的故乡，与他们一起骑马进了深山，在那里受到了贵宾式的热烈欢迎。一位老人向他出示了珍藏的智利第一个农民工会的大事记，这个工会成直于1928年。人们带维克多去看当年的屠杀场。向他讲述了一位宁死不屈的母亲的故事：她不愿抛弃刚出生的婴儿，于是怀抱着婴儿跳进了激流。这是一个充满了印第安神话和传说的山区，维克多试图用当地印第安民歌的节奏谱写一部诗剧，这是维克多许许多多未实现的理想之一。
维克多1973年9月正在写这部作品，他死于当月14日。
维克多从朗基尔回到首都后，亲自向政府反映当地的情况，并出席了颁布没收该地区大地主土地决定的会议。今天，朗基尔的人民仍在深深怀念他们的维克多，怀念这位艺术家和人民的儿子。
作为一个艺本家，维克多所获得的最高奖赏是来自底层普通人民的真实感情。
1971年，维克多带着他的吉他到拉美数国巡迴演唱，从中美洲的墨西哥到南美的阿根廷，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哥斯大黎加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园里，黑人农工涌上台去与他一起歌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大学，学生们面对进驻校园的持枪士兵，全体起立高唱该国国歌向维克多表示支持和敬意。1973年7月，应秘鲁国立文化研究所之邀，维克多访问了这个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古国，并登上了山城库斯科之巅的古印卡王国城堡遗址马丘皮克丘。同行之友坚持为维克多拍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维克多穿着印第安人的篷乔，怀抱着吉他，在白云环绕的山峰上迎风伫立，注视前方象徵着古代美洲人民智慧和尊严的印卡城堡。
这时离他遇难仅仅还有两个月。
维克多记下了他在秘鲁许多感人经历中的两段：
一次演唱会结束后，听众中一位秘鲁首都利马郊区的农民像老熟人一样邀请维克多到他家里做客，去认识他的家人，一点也没有因维克多是着名歌手而感到拘束。他们一路走一路聊着农村的日常生活。来到他简陋的家时，那个农民的妻子碰巧正在听收音机里播放的维克多的歌声。维克多牢记着这段使他感到极其温暖的小事，详细地写在了给妻子的信中。信里还写到了在库斯科的另一段经历：
在一个农民协会，我为一群农民唱了歌。他们中的一些人披着篷乔，戴着护耳帽，脚穿那种当地人的系带皮凉鞋。他们好像吃惊地望着我，我也吃惊地望着他们。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世世代代的历史似乎都活了。我不知不觉地唱着，一支歌接一支歌。我对他们谈到了智利，谈到阿劳坎人生活的南方，谈到安赫利塔·乌埃努曼、我们的田野和土地改草。他们中有几个人羞怯地微笑着。阳光明媚，附近的阿普里马克河发出潺潺的流水声。气氛中有一种节制，就像我们抑制着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当我唱完最后一首歌时，他们中的一个走近我，用克丘亚语对我说了几句话并唱了一段歌。
我觉出我们用力地握了一下手。
在激动和忧伤中，在痛苦和喜悦中，我听到了印卡人克丘亚语的歌声。那歌声像山峰一样古老，像河流一样动情。
歌像一条绳索，它能联结感情也能扼杀感情。
没有其他选择。
那些不厌其烦寻求个人地位的人，那些亵读淳朴和纯洁的人，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歌就像沖刷石子的流水，就像纯净我们身心的清风，就像使我们团结的火焰。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使我们一天天变得更美好。比奥莱举说“众人的歌就是我自己的歌”，她的活将像群山和马丘皮克丘的巨石一样永恆。
维克多曾经很遗憾没有能报答终生为子女操劳、猝死在小吃摊旁的母亲，但是他却用赤子般的深情回报了大写的母亲——人民，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