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超，又名根泉，陕西三原县西张堡人，1904年11月16日生。1910年至1919年在本县国小和省立三中上学，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做插班生。在南开中学期间，他同堂兄张宝泉及同学武止戈、邹均、屈武、张乃华等成立了“天津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

1922年，张仲超加入了陕西旅京、津进步青年组织“共进社”。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同年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斗争，经常为《共进》杂誌撰写文章，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在所写的《推翻军阀与帝国主义》一文中，他科学地论证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係：“帝国主义借军阀以肆其侵略，军阀借帝国主义以固其位置……各国侵略中国，不得不宰割中国经济之命脉，不能不利用军阀来扰乱中国。”进而得出结论：“军阀我们固然要推翻，帝国主义我们尤不能不反抗，后者一经解决，前者即可迎刃而解。”

1924年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使中国广东一时间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国民革命和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仲超，为这种革命形势所吸引，决心放弃在北京大学的读书生活，投身到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去。

1925年，张仲超受党组织的派遣曾短时间回陕工作，在澄城县立初级中学任教，讲授数、理、化和英语，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同学欢迎。他还在学生中热情宣传马列主义，讲解国内外形势，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他先是组织学生会，继而创建澄城青年社，社员曾经发展到70余人。同年，在王超北的协助下，建立了陕西澄城地区第一个团组织——共青团澄城特支，张仲超任团支部书记，隶属北方区委，从而使澄城中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革命培养了许多人才。不久，他又回到北京。1926年3月初，就在张仲超打点好行装，準备前往广东入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前夕，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3月8日，在日、英等国军舰的掩护下，山东军阀张宗昌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海军，联合炮击国民军的所在地——天津大沽港。国民军为了自卫，遂在塘沽海口一带布设水雷，封锁港口，检查一切进出口商轮。9日，各帝国主义列强，以国民军此举违反1901年《辛丑条约》为由，向天津国民军鹿钟麟提出了无理抗议。中国人民早就对《辛丑条约》不满，闻此后无比愤怒，各界人士的抗议书纷纷投向各国。

但是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人民的反对，继续扩大事态，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竟于12日派出战舰2艘，硬闯入大沽口，逆流而上，炮轰两岸国民军。国民军猝不及防，受伤者有十数人之多。随后，英、意、日、美等共20多艘炮舰云集大沽海面，準备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天津各界4万余人集会，强烈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并作出“通电全国一致兴起督促段祺瑞政府严重抗议别国侵略”、“抵制英货、日货”等决议。这时，举国舆论鼎沸，群情更加激昂。帝国主义见此情况，遂对段政府採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为了给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海军铺平进攻道路，3月16日下午4时，在日本的鼓动下，8个《辛丑条约》的参加国向段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国民军在44小时之内，即到3月18日下午为止，必须“除却水雷、地雷及其他一切障碍物”，否则他们将採取一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为了给段政府施加压力，督促其严正驳斥八国无理通牒，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北京地委立即召集各学校负责人、学联负责人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等在翠花胡同8号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由共青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刘伯庄主持，李大钊作政治报告，参加会议的还有赵世炎、陈乔年、陈毅、萧三、陈为人、邓浩等。会议决定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名义，召集北京各界，于3月18日八国通牒限期未到之前，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督促段政府驳回八国通牒。

3月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在《世界日报》登出紧急通知，要求“吾党同志应全体动员，与帝国主义作最后奋斗。仰各区分部立即组织讲演队，举行废除《辛丑条约》全城大讲演。18日下午1时天安门国民大会，各同志务须一致参加为要”。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也通知党团员全体参加。

身为国民党员、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的张仲超异常兴奋，他为能在去广东之前，在北京再一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激动不已。他知道，这是一次大的行动。他一定带头参加。

3月18日上午，张仲超随北大的学生队伍出发，早早来到天安门前，一时间，这里汇集了北京各校约1万余名学生。10时，大会开始，各团体代表纷纷上台，声讨诸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段执政府的卑劣行径。

会后，约2000名学生高呼口号，列队游行，在王一飞、陈乔年、陈毅的带领下，前往执政府国务院请愿。张仲超紧跟在王一飞的后面，他看着王一飞高举着“广东省外交后援会北上请愿代表团”的旗帜，由衷地佩服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青年共产党员。在陈毅的带领下，张仲超手执小旗，和游行队伍一起高呼口号：“驳回列强无理通牒!”“废除《辛丑条约》!”并一面前后联络，一面向沿途民众散发传单。下午1时半，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国务院门前。只见荷枪实弹的卫队，环立广场四周，杀气腾腾。共青团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全国学生总会北方特派员杨善南看到这种情况，警惕地让身边的同志向后传话：“今天有执政府卫队，可能要流血，放机灵点。”张仲超等一些党团员，一边向同学们传话，一边自己却挤到了游行队伍的前列，他要把可能遇到的危险，儘量留给自己，使战友们儘可能地避免流血。

游行民众推选王乐平、丁惟汾、安体诚、陈公翊、谭季缄五人为代表，携带大会决议要进国务院，当即遭到阻拦，说院里没人接见。王乐平等五人回头向民众报告，民众不答应，并高呼：“非派代表入内不可。”正在此时，只听枪声大作，民众四面奔逃，而埋伏卫队从四面丛起，刀枪木棍，分途追杀。一时间，血肉横飞，铁狮子胡同成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的屠场。张仲超同志被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同时牺牲的共46人，多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

“三·一八惨案“后北大学生推选北大陕籍学生陈雨皋（也是张的中学校友）为张仲超烈士的死难控诉人，同学们一道，四处举行集会和演说，宣传张仲超烈士的斗争事迹，控诉段祺瑞政府镇压人民、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当局惩办杀人兇手。

张仲超等三烈士碑于1929年5月立于北大三院(沙滩)，1982年迁于燕园中心的静园草坪北侧。

两年后，其兄张宝泉被国民党新军阀杀害于上海龙华，时年22岁。13年后，其父张景秋在重庆遭日本飞机轰炸罹难。周恩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次谈话中深情地说，他们一家是“父子国殇”。1926年3月18日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于会后示威游行中，被反动军警杀害。